第一百三十八章招安之难 下

　　史弥远在任宰相后，扶持理宗赵昀上台，先后和金蒙开战，财政消耗极大，铜钱入不敷出，而压库的金铤、银铤花出去就像流水，南宋集权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用铜钱回收贵金属。而如果增加铸铜钱进行回购，又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于是，这个时候史弥远便把目光转向了另一种金融衍生品——纸币，也就是交子、会子。

　　【铤：南宋两宋贵金属货币的主要形式，形如扁腰状的货币。“铤”在两宋政府主要作为压库和大宗商品交易使用，铤状金属货币一般不参与市场流通，只有元宝，也叫做“锭”是参与市场流通的。】

　　由于纸币生产的便利性，成本也比铸造铜钱来的小得多，只要印上几个数字便成了拥有购买力的“物品”，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货币通量，从而解决自开战以来艰难维持的财政问题。而且这个时候，交子、会子已经是流通了一个世纪，是的国家认可的“法定价值流通凭证”，也是由官府信用作为后盾的交易工具，所以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市场化酝酿，史弥远时期终于具备了将纸币作为正式货币流通的基础。

　　因此“纸币+中央政府信用”（即目前世界现行的信用体系几乎如初一折）成为支付手段和购买力的一种手段，在这一时期由一个空想终于转变为付诸了实施（纸醉金迷一词便来自这个时代）。但由此开始史弥远也做出了一个动摇南宋国本乃至影响几百年的一个重要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将“纸币和金银铜从价值与购买力脱钩和剥离，纸币的价值纯粹由政府的信用支持运行。”也就是今日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奔溃后的金融信用体系，而非传统的贵金属本为。

　　对于纸币彻底成为一种购买力和价值的凭证，应该说是一种创新，对此后人类的社会发展无异于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可对当时千疮百孔的南宋而言，却是无比危险的，毕竟纸币作为国家货币，没有先例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所引发的的一些列的后果也是极其惨痛的。

　　由于纸币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所以几乎很少有人认识到纸币的危害性，所以发行之初就缺乏认识对纸币本质的认识，以及没有科学的市场测量依据，结果就导致交子、会子自从取代贵金属的那一天起，便就从满了争议和危险。因为实在太方便了，只要随便印几个数字就成了钱，因此货币之初的头几年，纸币就以疯狂的速度在不断的印刷。而此前自古都是铜钱定价，以货物为准的市场议价机制，突然间变成了一张纸，论谁都放心不下。

　　这个世界上，不论用什么充当货币，其实本质都是物质丰富程度的一种体现，没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根本就谈不上货币拥有价值。就南宋当时而言，国家连年征战纳贡，老百姓的赋税徭役极重，再加上天灾不断两淮泛滥，长江决口，四川干旱，以至物产急剧下降，而更要命的是海外贸易作为支撑南宋重要的经济支柱，将许多的物资通过海上贸易和走私途经被输往世界各地，虽然获得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但实际却是繁荣之下的虚无，真正作为衡量货币价格的“物资”其实极度缺乏，这就导致纸币成为南宋法定货币之初的先天不足。

　　不论是铜钱还是金银作为货币，在古代受制于科学技术限制，这三种金属在自然界的产出和生产过程时缓慢而且有限的。而相对于其他“人”生存的“必须物质”而言，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相当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造成通货膨胀也是小范围的，但如果是纸币那就不一样了。纸币的发行速度取决于人的意志，它几乎不受技术、自然因素和成本的制约，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于纸币这种金融工具认识丝毫不深刻的南宋而言，无异于饮鸠止渴雪上加霜。

　　物产的减少，加上纸币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了国家所持有的金银铜的价值总和，仅宋理宗绍定5年（1234年）就发行了2.2亿贯纸币，淳祐6年（1246年）纸币发行量已经疯狂猛增至6.5亿贯，几乎是当时平常财政收入的三倍和十倍之多。而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等待着的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是极其严重恶劣的通货膨胀。由于纸币和金银铜在流通过程中的脱钩，以及民间金融体系的剥离，导致地方官府的储备严重不足，面对汹涌而来的纸币根本无法应对。

　　在古代，社会经济运转凡是有的关系国家生计命脉的物资都有国家垄断运营，上至铜铁，下到茶米，这些国家都干预经营，国家货币的购买能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物产上。而现在货币发行量远远超过产出价值和，那就必然初现货币的贬值和通胀。

　　先是官府以正式法律确立了纸币的合法地位，而后便拿着纸笔通过官市和官办的榷场交易流入到老百姓手中，然后老百姓最后还得拿着这些票子回头找商人或者小贩买其他生活物品东西，可商人、小贩贩手中的货物除了一部分从市场老百姓收购外，很多也是从官仓中获得然后再加工，由此纸币作为货币再次流入政府手中，当然税收也是主要途径。

　　但这就有问题了，当商人和小贩拿着纸币要去官府购置一些管制和限量买卖紧俏货物的时候发现，官府的货不够！既然货不够，那就给我现钱吧，这总简单吧。官老爷脑袋一拍一想也对，干脆给现钱。于是乎官府便拿着纸币去库房拿现钱，可结果却就发现现成的铜钱也不够。最后没办法，征得州府同意之后，于是地方衙门便打开金银库，用压库的金铤和银铤作为支付抵押品，按照市价兑换纸币。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金银真正作为主流货币是在南宋末期，在此之前仅有少量为满足大额昂贵交易而投放市场的金锭、银锭，所以宋朝之前历来并不是只要的流通货币，铜钱才是一直主宰中国货币市场的货币。对于金银开始大量流通，这还得感谢史弥远，如果没有海量纸币的发行，也就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也就没了挤兑风潮。

　　大量的金银在纸币发行之初被兑出，并没有让当时的南宋朝廷有所警觉，纸币在贵金属的支撑下短时间内维持了虚假的坚挺，这就使得众多的官吏相信，纸币就是一个摇钱树，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完全没有一个科学的统计和测算。于是乎愈加疯狂和无度的烂印纸币制造通胀，官吏们终日声沉湎色犬马纸醉金迷。直到有一天，国库金银金银见底，天灾人祸横行不断物产锐减，纸币的短板和可怕的地方终于暴露无遗。

　　由于国家失去大量的压库金银，而铜钱的发行量远不及纸币，再加上连年战争天灾人祸物产锐减，结果通货膨胀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这次通胀最先竟然发生在朝廷身上。

　　由于大量兑换金银，使得官府自身拥有的纸币量大幅增加，而且新的依旧源源不断在投入市场，这就使得官府成了最先的受害者，然后是商贩，然后是老百姓，这样一级一级自上而下在全国蔓延。最开始是对不出金银铜钱，然后就连茶米这些生活必须品也买不到，最后官府不得不贴出檄文，限制纸币的兑换，有甚者只得贬值兑换。由此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金融风暴就此爆发。

　　官府失信贬值兑换纸币也就成了最后的导火索，彻底引爆了这场金融风暴。以前铜钱主宰市场的时候，一贯铜钱正常年份的市价是，一贯兑换一千文，或者一贯兑换一两白银锭，白银和贯是等价的。即便是灾年和丰年，一贯钱的波动范围也只在一千二百文到七八百文钱之间波动。而自从贬值风波开始之后，会子、交子兑换铜钱的价格，就像疯了一样是一路跳水，中国王朝也由此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通货膨胀，也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先前的一贯面额的纸币开始只能兑换八百文，渐渐又跌到兑换四百文，后来又降为一百文，最后降到只值不到四十文钱，现在赵紫川身处的理宗年代一贯的纸币顶多只能兑换到三十文钱。

　　由于钱粮仓储有限，面对堆积如山的纸币，朝廷实在想不出办法，只能依靠继续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胀危机。

　　米价在南宋初、中期平常年份，一石粮食基本维持在一贯的价格上下，而现在当下的米价已经飙升到了三四贯一石，有甚者旱灾洪涝的重灾区，粮食产量锐减的地方，几乎可以到到令人疯狂的十几贯，疯狂的通货膨胀最后让民生凋敝百业不兴，当南宋朝廷真正意识到发生问题的时候史弥远已死，留下的遗产便是这场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时至今日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依旧留下诸多不治的诟病时而作痛复发困扰朝廷。

　　虽然理宗接管朝政之后，为了遏制货币的进一步贬值，不得不收敛新纸币的发行，实行国家干预，重新恢复金银铜本位为基准的货币体系，但政府的失信让老百姓民对南宋朝廷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除了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之外，没钱、没粮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所以户部对招安的抵制可以理解，但从大局出发枢密院的结论却是当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不招安勇龙军，那短时间之内就没有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战略措施可以去解就襄阳日渐急迫的威胁，所以招安势在必行。

　　但户部的坚决抵制不得不让皇帝慎重做出决定，于是在又要招安又得用人的矛盾之中，无奈的皇帝只得折中做出选择，舍弃了大量实惠的封赏，转而实实在在的将“重担”摊到了勇龙军头上。至于诏书中最后允准的诸多条款，大多有名无实，都得去到襄阳亲自找高达打交道才行，至于能不能行得通就得看皇帝暗地里是怎么交代高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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