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烽火连三月

　　我的朋友，这场该死的战争不能继续下去了——镇南关战役后，法国内阁垮台，一位有望接任首相的人如此对远东法军司令发报。

　　停战，只要保住体面，一切条件都可以谈——慈禧如此对李鸿章下诏。

　　镇南关虽然胜利了，然而，清廷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第一，海战输了。

　　福建马尾船厂被砸了个稀巴烂，基地在江苏的南洋水师连不让法国人上台湾岛这件事都做不到。

　　这如何不让在京师的慈禧如坐针毡。万一法国人再北上，沿着当年旧事，从海陆进军，沿着大沽河打进天津，冲进北京，那怎么办！

　　第二，俄国和日本的异动。

　　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俄国人也再度对东北和朝鲜提出了要求。

　　如今，清廷的大军精华分为两部，一部在同法国人打仗，一部在拱卫京师沿线。万一法国人同俄国人或者日本人结盟，效仿当年英法联军一样。那事情真的大条了。

　　就是不结盟，俄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趁火打劫，清廷也无力抗争。

　　所以，战争不能继续，更不能扩大。

　　第三，没钱了。

　　真的是财政崩溃。为了修颐和园，为了赔款，为了建水师，平定各种乱党，国库日益空虚。四川现在又乱了。可以预见，三到五年内，税收会降低至少四分之一。

　　哪来的钱打！

　　长痛不如短痛。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藩属国越南损失这么惨，已经够了。当年日本人占琉球不还是没有理会么。

　　第四，满汉权柄之争。

　　和法国人打架，是张之洞和李鸿章还有一堆汉臣的事情。他们整日发报，向朝廷要钱要粮，要扩军，要将更多的军队集中在南边去。

　　自太平天国之后，汉人督抚和朝中汉臣勾结，与满臣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以前汉臣言必称奴才，但现在，刘坤一却敢在奏折里只称臣，并且，私下同洋人谈条件。

　　而满朝满蒙出身的大臣，在才干和态度上偏偏不如汉臣，军队更是败坏到了极点。如果汉人督抚作反的话，那怎么办？

　　满臣最有能力的奕?被革除了一切职务，赋闲在家。后起之秀荣禄等人经验也不足以与汉臣争锋。

　　当真为了越南人的天下丢掉满人的天下么？

　　慈禧和满朝满蒙文武当然不会同意。有了这四大理由，她连下数道懿旨，要求和谈，停战撤军。

　　李鸿章也认为，“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当籍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那就可以不割地赔款，得到“体面的和平”。否则，法国添兵再战，中国沿海各地防不胜防，特别是战争旷日持久，国家就会饷尽财竭，激起“大变”（指反清的人民起义），导致“全局败坏”，不可收拾。

　　而现在，四川大变已经开始。

　　所以，朝野都达成了共识，要和谈，要立即和谈。

　　清廷授权李鸿章请“洋顾问”、法国人赫德出面“调停”。赫德披上“和平使者”的外衣，一方面照顾清廷的“面子”；另一方面又满足法国的侵略要求。4月4日，赫德的代理人、英国人金登干居然代表清朝政府与法国总统授权的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即《巴黎停战协定》）。

　　根据停战条件，双方应商订细约。

　　四月七日，清朝政府下诏停战，命令前线清军立即停止战斗，按期撤军回国。官兵接到了停战、撤军的命令，莫不痛心疾首，“拔剑砍地，恨恨连声，”“痛哭太息之不己。”

　　冯子材、王德榜等前线将领对停战撤军表示“死不甘心”；请求给一年左右的时间，“诛议和之人，”振奋士气，统一事权，则“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

　　然而，他们的“请战”，却遭到清朝政府的严厉申斥说：“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严令两广总督张之洞立刻电告各前线将领“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

　　条约签订后，在越南和法国人对峙的数万清军开始撤离，由张之洞统领，朝四川进发，接受刘坤一的调拨，限期剿贼。

　　由于战胜撤军和犒赏的问题，军士裹足不前，张之洞也说军心不振，士气不高，再逼担心逼反军士。加上刘坤一的奏折上提到与英国人的合约是两年破贼，不能触怒英国人。此事只能作罢。

　　但张之洞、冯子材等人被严加申饬，刘坤一更是被严厉警告，一定要将反贼大部控制在四川境内，否则，严惩不贷。

　　从4月下旬起，中法开始谈判细约。而各国公使和商人也开始频繁走动，调查法国人和清人的停战协约，更重要的是，插手清人内部的又一场叛乱。

　　“该死的，我不知道鞑靼人这是怎么了，但很明显，他们的统治基础非常薄弱。上帝保佑，让他们更乱些吧。不过，法国人不合理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认为，各国在清人的地盘应该得到更多。”

　　这是一位俄国公使在各国使节照会时明确提出来的要求。

　　清人既然有打败法国人的能力，那么，证明他们一旦强大起来，还可以打败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甚至在伊犁，他们已经打退过一次俄国人。但这事是绝对不允许的。

　　趁他病要他命，断绝清国强大的可能，断绝下一次黄祸的可能。

　　拿破仑皇帝曾经说过，华夏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惊醒，世界要为之震惊。所以，每一个列强都明白，应该让这头雄狮彻底的沉睡过去。甚至连曾经的历朝藩属国日本都露出了獠牙，开始了在朝鲜的试探。

　　俄国人则开始和人讨论起瓜分势力范围的可能性。他们重新提出了对东北、西北、朝鲜、蒙古高原的各种领土和非领土要求。

　　英国人当然不同意，其他列强也不同意，但他们不同意的是俄国人占这么大好处。如果是自己占这么大好处的话，谁都同意。

　　“中国沿海各省虽已门户洞开，内地商埠则还不多；我们要求，为我们开辟更多的商埠，不仅分布在沿海和长江两岸，还要出现于内地和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

　　“不，这不够，我们还要求铁路！”

　　“对，德国人已经取得了电报的铺设和专营权，英国人给护国军提供了几百万的贷款，很多国家都从中获利，但是，这还不够，远远不够！”

　　洋人们叫嚣着，要求清政府给他们更多的利益，否则，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而李鸿章与法国人的谈判也越来越困难，法国人虽然战败，但丝毫没有把自己当做战败国，甚至威胁再直接从殖民地或者本土组织大军，继续打。

　　国势日艰，清政府和民间也在反思出路在哪里。

　　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学习的孙文开始投身“少年中国党”，进行以改造中国为宗旨的政治宣传活动，发表抨击清政府的言论。他们被称为革命派。

　　太平天国起义后，十万大山留下了不少种子。而广东，位于和洋人接触的最前沿，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最狠，思想也最为激进。广东的客家人和天地会更是敢打敢拼，一直筹划着武装革命。

　　他们的宗旨，或是反清复明，或是改造中国。但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某些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他们被称为洋务派。

　　满人奕?，汉人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就是洋务派的代表，从中央到地方，兴起了一系列的洋务运动。

　　而以郑观应、王韬、康有为等人为首的则开始探索维新改制的道路，他们被称为维新派。光绪九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而中法战争，更加剧了他的这种思想，他开始著书讲学，吸引了大批人物学习。

　　谭嗣襄、谭嗣同两兄弟、唐才常和他们的师傅欧阳中鹄，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的严复等人，

　　而与此同时，社会上还传播着一种造反理论，号称要杀奴复汉，改变五千年未有之乱局。广西十万大山，山东响马，广东天地会等多有异动。便是在直隶省，也有人在私下传播。这种人被称作造反派。

　　造反派与革命派不一样的是，造反派很多人都是走的武装割据的道路，扯起大旗当大王。至于有没有理论，那不重要。

　　清廷经过刑侦，抓住一位跟随胡宗海入京宣扬反清理论的的天罡，严刑拷问之下，得知川北反贼派出了三十多位天罡，联络义和团、白莲教、哥老会、天地会、洪门、青帮等会党势力，潜伏各地。

　　而军政府也首次被清廷许多有识之士列为首要目标。

　　革命派、洋务派、维新派、造反派，各自宣扬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持，而四川叛乱的消息也越来越变得广为人知。

　　川北叛乱已经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川北大部为煌汉军政府占据，军中有五虎上将，不负校尉石忆达，无当校尉王大虎，神策校尉张武穆，破虏校尉郭破虏，太平校尉石敢当。

　　大将军王摩则亲率平城、摇黄、羽林三军坐镇保宁，盘踞保宁、龙安、太平、夔州、绥定、顺庆六府之地，号称有十万精卒，实则有三万精兵。陕甘、松潘兵被死死挡在秦巴山脉的天险之外，木雅部裹挟康巴六部一起投靠，听说新组了一部骑军，号为骠骑军，由霍骠骑统领。

　　更可怕的是，天下文宗王闿运投靠军政府，行种种乱法妄政，非议清廷。军政府更散布天罡地煞，将檄文、挑动满汉矛盾的反清书籍大肆印发，散布天下。

　　清流党多与王闿运有联系，由此，遭受了重创。以中法战争为界线，清流分为前后两辈。

　　前辈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人为健将；后辈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盛昱、王仁堪为中坚，接着又有文廷式、志锐、黄绍箕、丁立钧、张謇等参与。

　　王闿运投靠反贼，前清流只有张之洞等少数几人幸存，其余人多半被革职查办，后辈清流开始崭露头角，登上舞台。

　　他们还发布檄文，选布束发易服令与剃发易服令对抗，没收所有土地平均地权，号召汉人督抚和汉人豪强起兵自立，或者是拥兵自保。山东境内的白莲、天理、义和团等邪教多有被蛊惑的。

　　川北煌汉贼心最野，川东刘汉贼势最雄，川中明贼最富。这是朝野包括洋人对四川反贼的认识。

　　川东为反贼汉王刘靖仇占据，旗下有左右丞相，四王十帅，占据了川东，川南，黔北数十州府，数路大军，号称八十万人马。

　　刘汉贼三路大军，一路攻向云南，一路正在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被护国军堵住的出川要道，还有一路则从石硅厅一路攻向巴东，试图打通长江水道。

　　护国军加上苗民和源源不断的军援，才堪堪把他们抵挡住。最危险的时候，差一点，刘坤一的帅帐都要被攻下，还好一个叫徐大明的军士救了他。而巴东方向，则是湖北方面重兵堵住。

　　川中川西贼为自号为民，反贼头子杜若飞号称明王，反清复明，占据绵州、茂州、邛州、杂谷厅、成都府诸县，仅仅成都城还牢牢控制在丁宝桢的手里，周围府县尽数沦陷。

　　为了守城，丁宝桢数度咳血，不知道还能坚守多久。川中成都平原历来为物华天宝之地。明匪在此，真的是刮地三尺，富得流油。

　　而且，杜若飞不反对甚至是非常支持和洋人的接触。川东是见洋人就杀。川北反而没有多少洋人。

　　但这三路反贼守望相助，仿佛约好了似得，划定了势力范围。

　　据闻是军政府一个叫贺相的人提议的，以投降的清官为使，说和其他二贼、三贼约为兄弟，互通有无，先入京师者为帝，效仿当年项羽说先入汉中者王。而成都城攻破后，财物女子都有川东川北贼的一份。

　　其他还有各路小贼，如潼川府北方的乞活军、川南的凉山彝贼、川西作乱土司等等。

　　如今的蛮清朝廷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一方面，慈禧太后加强对现有控制地的控制，严刑峻法，把守险要，严查各种通贼事宜。

　　同时，清廷重组血滴子，招募武林人士，悬赏缉拿各路反贼，行刺反贼头目。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白莲、天理等损失惨重。而大刀王正谊、孙禄堂等有名的直隶山东武林人士也被派人下令，必须去参加军政府发起的武林大会，择机刺杀其头目。

　　另一方面，清廷又宣布编练新军，启用荣禄、怀塔布等满臣新秀，选用满蒙八旗子弟，用洋枪洋炮和洋教官操练。

　　但八旗子弟不堪用。不得已之下，慈禧令李鸿章进献汉军大臣，编练汉军，在军务政务和经济上更加依赖汉臣，也更加防备汉臣。

　　刘铭传、叶汉超、丁汝昌、聂士成等淮军大将个个加官进爵，袁世凯等淮军新秀也开始崭露头角，连被革去督、抚职的张树声、潘鼎新也被重新启用。并且，由病重的左宗棠出面，成立了京师武备学堂，旨在培养军官操作洋枪洋炮，学习洋操。

　　与此同时，清廷对地方的盘剥也越来越重。一方面是扩军备战，一方面是满汉大臣享乐之心不死，以天下为私产，予取予求。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这都需要大笔的银子。

　　6月，她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包括完颜崇厚（其人私自与俄订约，许以多处通商、优惠征税、修建铁路、西北各城设领事馆、俄国永远占踞伊犁城一带等条件，遭全国上下反对，被捕入狱。参与洋务运动，创办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天津机器制造局）。

　　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而其他官僚和旗人也没有停止对民间的盘剥。

　　地方上，被加派了更多的税务和敬献，加上洋货的冲击和物价的冲击，破产成为流民的人不计其数。

　　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新约》。全国舆论大哗，因为，法国不胜而胜，清廷不败而败。

　　列强看透了蛮清色厉内荏的虚实，再度开始新一轮的半殖民侵略，沿海诸省破产者倍增。

　　并且，由于重要粮食产地和其他物产地的四川不能出物产，而各省不但要填补上这个缺口，还要给大军筹备物资，所以，商人趁机哄抬物价。但问题是，这些缺口产生的市场，本来就已经被洋人瓜分，洋货大规模冲击，搞得许多商人血本无归，牵连的许多农民和贫民也彻底倾家荡产。

　　蛮清的货币是白银为主，但历次战争，白银因为赔款和掠夺，大规模被弄到洋人的手里。所以，白银外流导致了银贵钱贱。

　　一两银子本来是兑换1000文钱，但在**战争前夕，银一两所换制钱已达一千二三百文，最高达一千六百文。根据资料，1847年2167．44文，1848年2299．34文，1849年2354．98文，1850年2230．32文。道光末年，银钱比价已是嘉庆初年与**战争前的一倍，甚至更多。

　　而光绪年，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得到好转。内地好一些，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例如王摩所在的保宁府，甚至还保持了一两兑换1300文的规模。但沿海地区，真的惨的没办法说。

　　原本本来就因为银贵钱贱的情况导致钱庄（钱铺、钱店、钱局）、银号、票号经营失利而“关闭十有二三”，所存票帖“大半无从追讨”，以至经营信用的庄主、票主等因不能维持信用而纷纷破产，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

　　胡雪岩和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多半因此没落。而牵连破产的人，也是不计其数。

　　商业凋敝、手工业破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更是生不如死。

　　银贵钱贱，有形无形中，农产品价格降低几倍几十倍的比比皆是。可问题是，蛮清规定交纳赋税必须用银两而不是物资抵扣。所以，农民一年到头种多少农产品，都必须要先交了五六七八九成的佃租，再卖掉一大部分去交税，最后才是自己的口粮。

　　原本日子虽苦，偶尔打打零工，起早摸黑的还能勉强维持。可现在，压根没办法维持下去。

　　因为，往年和现在账面上交的都是五两，换成制钱也就是7000文左右。以前一斤粮二十文，现在一斤粮才是十文。这还不算，以前一两银子是能兑换1400文制钱，现在要2500文制钱才能兑换。而且，除了这五两，额外的摊派更多。

　　生活苦也就罢了，还被歧视，被当做奴隶一般的喊打喊杀，换了谁能活下去？

　　民生凋敝，蛮清税也收不上来，上层的享乐不能听，给洋人的赔款不能听，税不能停。所以，能收税的地方就加税，狠狠的收。不能收税的地方就暴力收税，收拾那些抗税不缴的暴民。

　　这个时候，酷吏和满清十大酷刑就派上了用场，什么剥皮，腰斩，车裂，俱五刑，凌迟，缢首，烹煮，宫刑，刖刑，插针，活埋，鸩毒，棍刑，锯割，断椎，灌铅，刷洗，弹琵琶，抽肠，骑木驴……

　　饱受剥削压迫，财尽苦极，走投无路的广大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晚清末年全国各地抗捐抗租斗争和会党起义此起彼伏。各行各业衰败凋敝，人民深受其苦，满清政府因而陷入“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的危险境地。

　　沿海更离奇的陷入了米荒，一派乱世景象。

　　但在内地的大巴山深处，那里的人民却在开展如火如荼的建设。而源顺镖局的镖队，终于踏上了汉中府的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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