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解除监护

　　我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空出两手扭地拖。廖小雨耳朵灵敏，听出声音来，也猜出情况，严肃批评：“原来在做贴心宾妹（菲佣）呀，什么时候也来我家义务劳动？傻帽，被甩的人是你诶，你竟然还帮负心汉拖地？”

　　我逼自己开心一些，刚开口，声音就颤得厉害，眼珠子豆大豆大往下掉，“刚……打包房里的东西，弄脏了地面……好聚好散嘛……小雨啊，我们不能那么计较，他怎么说也供我吃喝穿用五年了……你啊，别忘了提早去老四川霸位，一到假期，经常有五湖四海的同乡会搞聚餐，我们学校四川湖北湖南的学生还蛮多的。总之……留个好嘚瑟的位置，今晚不醉不归！”

　　廖小雨没好气地挂了电话，我把地拖水倒掉，将洗衣机里的入秋衣服一一晾好。一天家务到此为止。

　　五年来，我唯一能做的，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家务。

　　夕阳余晖透过落地玻璃，斜斜照进客厅，柔和的光线卷起星星点点的灰尘漫天飞舞。世界宁静又美好，没有谁强迫你快步走，也没有谁落下不等你。这是我初来这个房子的第一感觉。

　　五年前出院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也是在日落西山的时候，我提着行李，站在玄关处，环顾房子。脑海里像播放电影似的，回顾一整天的趣事。那天早上，程禹蘅出早诊，下班来病房接我，午饭是在医院的职工饭堂吃，刷程禹蘅的卡，吃了青菜、糖醋炸鱼和鸡翅，我将饭菜都吃光，抬头时发现程禹蘅在观察我，我连忙把头缩到桌子底下，他声音醇厚而沉稳，轻轻问我：“口渴吗？想喝什么？”

　　我抬起头，摇头。怎么好意思？

　　没过多久，他递来盒装柠檬茶，插好吸管，让我细细吸、慢慢啜。酸酸甜甜又带点青涩的味道，流连在舌尖，回绕在齿间，一如那日的天气，日头大却暖和，一如我的心情，忐忑不安，瑟瑟发抖，却怀着无限期许。

　　他拿着一瓶矿泉水，拿着我的行李，提步就走。我起身太急，磕痛了脚，没由来地心怯，陷进消极的自责中，指甲惯性掐进皮肉里，只有痛才能止住我心里的不痛快。他忽然抓住我的手，我很敏感，发现被抓包，赶紧缩回手，但他力气大，硬是被他强制打开手掌，我感到非常丢脸，好像身子脱光了，没有一丝私隐！

　　他温柔地摩挲我手心的红斑，没有怪责我，亲切地说：“以后要自己剪指甲了，会吗？”

　　我沉着脸，僵硬地点头。他拍了拍我的背，说：“低头走路很难看，挺直腰背、抬起头来，这样才漂亮。”他的眼睛灿若星辰，每一分光芒都摄入我的眼里，头一次，我能镇定自若地接住他的视线。这种感觉很奇妙，剥掉了慌张，有种令人愉悦的小鹿乱撞，让我觉得自己在鲜活地活着。这种感觉，甘之若饴。

　　他指了指饮料，“别贪喝，糖分很多，偶尔喝一回是可以的。快走吧，办完事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医院不再是我的家，我有自己的家了！那时起，我希望不惜一切，哪怕用半辈子的寿命，换取永远留在他身边的权利。

　　我们开始四处奔波，办完出院手续，签了监护人协议，又办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手续，最后他带我辗转到派出所。办手续的阿姨循例将每项内容问一遍，确认意见。

　　阿姨问：“程先生，你不是本市人，异地迁户口需要你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局出示证明。”

　　“需要办理多久？”程禹蘅问。

　　“你回去申请证明，半个月就能转过来了，同时你也要去她的户口所在地拿证明，两个证明都拿来交给我们，再办理她的手续，大概三个月。”

　　“有没有更快捷的方式？我下半年比较忙。”那会儿程禹蘅为了一个课题，带着团队周游世界开研讨会。

　　“没有……但是，你也要找到你自己的户口本啊，就算丢了，也要想起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办挂失补办啊。”

　　程禹蘅静默地想了想，“转到国外可以吗？”

　　阿姨张大了口，半响没合上，低下头，假装忙碌：“其实不转也可以。法律没有要求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必须同在一个户口本上。”

　　后来才知道，程禹蘅很小的时候就出国读书了，对很多中国名词一窍不通，就像“户口本”、“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对他而言都是高级词汇。阿姨理所当然地问，没料到他全是打蒙回答的。不知内情的阿姨，说不定早把程禹蘅当傻子看。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乱搅一通，抵达公寓的时候已经日暮黄昏。虽然疲惫，但是一进门就看到他准备的女款拖鞋，高兴之余，还很感动。虽然后来变成了很深的纠结，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会不会是他老婆穿过的，不过，我仍旧当宝贝一直穿到现在。

　　我轻轻将拖鞋放进鞋柜里，提起行李，又环顾了一周。忽然明白了，柠檬茶给我的微妙感觉，以及我之所以对这个家怀有独特依恋，都是因为它们记载了我的新生。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年的转变，也忘不了程禹蘅施予我的恩情。

　　茶几上的电话忽然响起，如惊雷打碎惯有的宁静。这个电话平常不用，因为知道号码的人只有我和程禹蘅，这是我与他之间的内线，只当遇到紧急情况才会使用。

　　刹那间，我脑袋一片空白。原本准备发出去的弦，被强行拉回。如果是廖小雨，铁定不接，甩掉钥匙，踏出这个门，然后发短信说“老娘不稀罕你了”，并永远拉黑。

　　但是，我不是廖小雨。

　　电话那头的人，没有打招呼，温柔地问我：“一起吃晚饭吗？”

　　廖小雨早有预料，提前给我打了强心针：“丫的你知道什么是渣男吗？”

　　我脑海里有好几种特别渣的画面，但是廖小雨往往有更独特的见解：“拒绝了你，还找机会见你，见了你，表现得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包袱地逃避责任！”

　　如果廖小雨的观点成立，那么现在坐在我眼前的程禹蘅是渣男无误。虽然经过十几天的痛哭流涕，伤早已麻痹，但是坐在他面前的我即便喝水，也流泪。

　　在宽阔的中餐厅大堂里，坐在正对舞台的中间位置，被嘴里的暖水呛得泪流满面。这股劲儿勾起了连片的伤，多年以来的孤苦，五年以来饱受的落寞，不堪回首的等待时光，以及近三周以来不闻不问的委屈，还有未来如果没有程禹衡的设想，无一不让我感到痛心。

　　两人甚至还没开始好好讲话，程禹蘅捧着餐牌，措手不及。他拿出手帕，递给我，我低着头，避开他的示好。心想，既然关系已到这厮田地了，再多的包容与温柔都也不过徒增伤口的深度。往后回忆起来，又多了一重难以释怀的遗憾。

　　普通人对哭泣大多的理解是，这个人伤心过度、埋怨过深、悔恨不已……给哭泣的人定位动机，但心理医生却不单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哭泣是一种基于心理机能的情绪发泄途径，有严重的心理伤痕却不懂得用哭泣等方式发泄反倒是一种病。于是哭泣的年轻女人，在普通人眼里是值得同情的，但在心理医生的专业概念里却是无需大惊小怪的。

　　诺大的餐厅里，就我一个人哭得呼天抢地、死去活来。

　　事后廖小雨问我：“哭得到底有多难看？”

　　我淡淡地说：“餐厅经理把警察招进来了。”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一表人才的程禹蘅，被餐厅经理认为是负心汉，而狼狈不堪的我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他偷偷致电给附近的派出所，也许还动用了一些交情，两名公安五分钟以内来到案发现场。餐厅经理带公安过来了解情况，程禹衡那时候还在用专业眼光专注地分析我的行为动机，试图推敲我的心理轨迹。泪眼朦胧中，我意识到被身穿警服的公安包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周边人纷纷投来怪异的目光。

　　我低着头，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解释：“我……没事儿……没有大事……”

　　餐厅经理皱了皱眉头，看了一眼无比镇定的程禹蘅，劝告我：“姑娘，有我们在，你就放心说，别把委屈藏着掖着，很容易走火入魔。”

　　我拼命摇头，指着程禹蘅，跟他们解释：“不关他的事……不是什么大事……真的没事儿……”

　　两名公安有些不耐烦，见周遭人议论纷纷，建议我们去派出所一趟。

　　程禹蘅提出疑问：“我们犯了什么事必须去派出所？你们凭什么条目？我承认，她强烈的情感宣泄，缺乏适当的环境氛围。但是并非所有情绪都能被所有人暂时控制住，或者扭转成程度稍平稳的表现方式，逐步使其被替代或直接消亡。”

　　一番中文不太好的专业解释，反而让人觉得是作奸犯科后强行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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