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九章信仰危机 下

　　基督教的传播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时候，但最初并不称之为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而称之为“景教”。

　　唐贞观九年（635），大秦国（应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经书到长安（确切的说，应该是基督教在波斯传教受阻，毕竟拜火教是波斯主流信仰，受阻之后继续向东寻找合适的土壤。），由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迎来阿罗本入城，并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

　　【由于东正教创立于十一世纪中后期，所以最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很明确应该是位于意大利的天主教基督教，罗马教廷不过千里迢迢处心积虑想要打入中国这是为什么呢？恐怕也只有问当时的处于黑暗角落的那一小撮人才知道了。】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寺庙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唐太宗至唐德宗期间，景教在中国发展极快。唐高宗时，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则天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但幸运的景教教徒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以赞美颂德武则天，并且为了继续传教，景教教徒“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最后使武后大悦，而后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教徒一起做礼拜，讲福音。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唐肃宗时，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将教徒伊斯效力中兴大臣郭子仪，遂使郭氏也受影响而敬信景教。

　　而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并未此后犹太人的大举迁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属于“聂思托里安”教派，中国称之为景教，即东正教。聂思托里安教派创始人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思托里(聂思托里，公元386－公元451)，由于在教廷内部斗争中失败，他被放逐到埃及沙漠里的一个修道院。聂思托里安教派因此被视为异端，在欧洲遭到打压，聂思托里安教徒们于是向东发展，逐渐在亚洲生根发芽。

　　蒙古人虽然主要信奉萨满教，但其实景教徒也很多。由于蒙古对信仰持高度开放的态度，所以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在蒙古帝国内部都得到了毫无阻力的自由传播。而蒙古大汗蒙哥对帝国内所有的宗教都以礼相待，出席每一个重要的宗教活动。他曾对来访的罗马教庭使者卢布鲁克·威廉说道：“我们蒙古人相信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主宰所有人的命运。但就象上帝让人的手生出互不相同的五指一样，上帝也允许不同地方的人们拥有不同的信仰。”这种非凡的政治智慧让卢布鲁克影响深刻。

　　蒙古帝国在忽必烈开国称帝之前一直善待基督教派，这也是因为蒙古贵族中的有相当的一大批景教徒。蒙古克烈部很早以前就集体皈依景教，蒙哥、忽必烈、旭烈兀三兄弟的母亲，也就是拖雷的王妃唆鲁禾帖尼，就来自克烈部。受母亲的影响，蒙哥汗对景教徒非常青睐，他挑选的宰相孛鲁合也是景教徒。

　　但有一点只得注意的是，虽然现在蒙古的可汗信仰景教，但此时的景教已经于唐朝时期的景教教义相去甚远，蒙哥所信仰的景教其实是真正的基督教思想，而非已经汉化的景教。

　　由于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爆发其他夷教。景教、祆教与摩尼教三大夷教，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一役后趋于势微，由于景教传播过分依赖帝王庇护，故朝廷颁禁教令，遂使其逐渐衰落，但在华仍未绝迹。据史书所载，灭佛时间朝廷欲遣返外国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难返回本国，亦可能再度潜入中土，至唐僖宗黄巢起义，据阿拉伯《东游记》载，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可见唐末内地仍有残余景教徒。由此，景教在唐末黄巢起义之后受到了严重打击，教徒屠灭殆尽亦或者放弃了景教信仰，从而近乎灭迹。

　　景教到了宋代已经彻底衰落，从盛行到衰落，也不过短短四、五百年。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景教备受唐代几朝皇帝的保护，既为它建寺院，题字甚至立碑以资久远，为什么竟在四、五百年后就销声匿迹，几乎完全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景教依附政治的关系，常以神或者上帝的口吻影响权贵阶层的统治意志以及政策的事实。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所以，景教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帝王手上。固然，其依附政冶，在玩弄权力过程中遭到记恨是景教衰败的主要原因。但是，景教过份汉化，以至失去它自己宗教的本色，这也是它在中国失败的主因之一。景教的传教士，不但彻底吸收儒家的思想，更大量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成语，翻译基督宗教的经典，所以到了最后，汉话后的景教变得四不像，反而更像一个“全能神”。凡是只要有利于宗教领袖的思想，凡是有利于获得权力的手段，凡是有利于自身利益发展的东西（基督教在中国千百年来针对中国统治阶层的三个凡是策略），统统大杂烩一样全部被吸收，彻底失去了其本质的精神思想，从而让当时中国本土佛教、道教极为非愤慨，竟而埋下了此后灭佛运动。

　　了解了基督教在中国演变景教的过程，那就再说说黄巢起义之后，残余的景教徒的去向。唐灭之后，中原大地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而景教得以残喘北逃。到了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居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中原内地，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后来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

　　虽然景教与西方天主教存在思想冲突，但可以看到的是，蒙古时期的景教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又渐渐与西方宗教合流，还原成更接近于西方的东正教或者基督教，竟而在教义的精神世界上有了与汉化景教的很大区别。所以此时蒙古所信仰的景教实质根符合欧洲价值观。

　　而在南宋这一时期，虽然南宋和蒙古同时存在景教传播，但蒙古境内的景教教义更接近于东正教或者天主教，而南宋进内的景教教义则更本土化世俗化。通过数百年的演变，汉地的景教已经失去了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本质。所以，此时的蒙古有很多部族虽然信仰景教，但实质他们所信奉的精神世界其实是西方价值观的体现。

　　而且，此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在第二次蒙古西征（公元1235~公元1242年蒙古第二次西征）当中担任急先锋主力，其正是在欧洲的征战当中皈依的景教。蒙哥出身于公元1209年，公元1235年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现代的观念而言，思想正处于冲动与上升期，很容易受到新鲜奇特的外来因素影响，竟而走入歧途。由此可见，蒙哥的皈依充满了浓郁的欧洲情节，很难不让人联想其中的内情。

　　如果说蒙哥的皈依并不能证明西方黑暗之手试图渗透蒙古这一事实的话，那么法国人勃鲁克·威廉的到来，以及宗教辩论的发生，很显然在强烈指出一个暗示，而这个暗示就是战略的配合。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勃鲁克·威廉1253年底到达的蒙古，而之后的第二年1254年，蒙古第三次西征正式开始，怯的不花先遣军越出新疆伊犁，进入中亚开始征战，而旭烈兀的大军侧现在才刚刚出发，一系列巧合的发生也许并不那么偶然。

　　说了很长一番话，赵紫川始终保持着严肃而镇定的脸色，而与此同时童、铁、郭三人，除了紧抿嘴唇这嘴唇脸色墨绿之外，别无所言一片的沉寂。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说，而是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能够反击赵紫川。

　　“我知道，大家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但这是赵璧亲口告诉我的，也是忽必烈现在正忧心的一件事。”

　　卢勃鲁克·威廉出现在襄阳，正是蒙哥派来命其皈依忽必烈的。由于忽必烈大举推行汉法，尊儒纳各方汉人贤仕，这让蒙哥大为光火和生气。所以长久以来就一直排挤忽必烈，有甚者动过杀机。远征云南，看上去虽然是一次战略性的远征，但也是蒙古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因为在此之前，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一直处在招贤纳士恢复中原农业、经济的层面，所以在军事和战功方面积累甚少，而蒙哥就想趁着南征云南之际，剪除忽必烈。通过战后结果来看，十万大军还者只有两万，所以开战之前蒙哥其实早就料到云南一战必定艰险无疑。忽必烈南下极可能战死，或者战败，而不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有利于自己的。所以就派出了亲信大将兀良合台随其一起南下。

　　但未曾想到，此一战竟然奇迹般打赢了，而更重要的是广得人心，就连手握重兵战绩彪斌凶悍的大将兀良合台，在政治立场上也都开始倾向忽必烈。因此，倍感挫败的蒙哥在大理战事尚未结束之际，莫名就感觉到忽必烈极可能是蛟龙入海，一去不复返，在云南与自己决裂。因此疑心甚重的蒙哥就以忽必烈“治理漠南期间贪渎财物”为由诱其回汗庭。如果回来了，那说明没有二心，杀他众人不服。因为人家刚刚打了一场胜仗，你就杀人家，这说明你嫉贤妒能，有本事自己去打云南。但如果不回来，这就说明确实有二心，先把留在京兆的妻女太子统统扣押为人质，而后昭告蒙古上层，细数忽必烈罪过，而后可以出师有名公然讨伐满目疮痍的云南。

　　应该说，此时的忽必烈遭遇了人生中最艰难也是最戏剧性的一段路程。百般想削弱忽必烈势力的蒙哥，却亲手培养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并为其为其积累战功，不得不说从开始的那一刻起，这注定就是历史开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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