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254年,第一次襄樊保卫战 1

　　关于宋蒙相争的襄樊之战，在各种小说、演义中描写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受主观意志支配的影响很大。但事实上，历史上襄樊之战是整个宋蒙之战最为惨烈、最为血腥的旷日持久战，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个巨大的灾难。

　　根据小作目前查阅到的资料来看，宋蒙对峙的最后二十五年时间中，有史料记载的大小战役大概有八九次，其中发生过规模较大的战役三次（十万人会战以上）。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四十年的襄樊战争宋蒙双方军人伤亡超过40万。关于这40万的概念，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全部都是阵亡的。

　　因为南宋末期的将领范文虎，率十万大军从江陵北上救援被围五年之久的襄阳，结果十万大军全军覆没，除主将范文虎弃军逃亡外，官兵几乎全体殉难，而光这一战中的阵亡人数就占到了四十年襄樊攻防战的四分之一。

　　而且考虑到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宋蒙在荆北地区交战之激烈程度，因此“40万人”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阵亡数字，而非伤亡总和，而且这只是一个笼统的统计，具体伤亡已经无法得知。当然这只是军人的伤亡，还不包括平民百姓。

　　宋蒙襄樊战役持续的四十年时间内最重要的三场都是以蒙军攻打南宋开始，至于李曾伯1251年收复襄阳，因为参战人数、反击烈度，以及当时两国家战略等缘故。这一仗南宋几乎没有伤筋动骨就收复了襄樊二城，小作不列入重要的三次战役考虑。所以第一次大规模襄樊保卫战得从1254年讲起。

　　公元1254年南宋京湖（两湖，湖南湖北）战场，在经历了1251年收复襄樊之后发生了一场较为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战役围绕襄、樊二城开打，沿着汉江兵锋一直逼到鄂州。

　　因该说1254年这场战役南宋打的非常被动，其实不光是在京湖战场，四川也很被动。主要原因就是主政四川的置制使余玠被逼自杀，导致四川政局动荡。

　　余玠这个人呢和孟珙关系很好，也可以说是师徒关系，因为早年余玠曾经拜师孟珙求学兵法和政务，所以两个人关系并不一般，孟珙在世的时候就举荐余玠入四川做官，后来一直做到了四川置制使。

　　而后来呢孟珙死后，有人担心余玠会担心接过孟珙这杆大旗独大一方，而当时的丞相谢方叔就找了个借口解除了余玠兵权，罢了官。这件事呢，发生在公元1253年，结果没多久余玠活活气死，当然还有一说是谢方叔以皇帝名义，赐毒酒赐死的。但不管怎么说余玠的死直接撼动了南宋在四川的执政根基。

　　因为余玠经略四川一二十年，几乎所有的官员、战将、兵丁都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所有的战备、防御体系也都是由他制定和事实的，因此余玠一死，对蒙古而言无疑是拔掉了一个眼中钉，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就差开个宴会庆祝一下了。

　　而且这个时候蒙古大汗蒙哥刚刚登上汗位两年不到，执政根基薄弱，正需要一场战争消耗内部的异议分子，因此就在余玠死后，蒙古遂发动了四川战役，战役**大概是当年农历七月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1254年下半年。

　　而四川这边一打，直接负责四川补给的京湖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由于四川自从宋蒙全面军事对抗以来，四川的人口由1233（时间有点初入）的冒一千万，下降到了1253年时候的的不到200万，税负和粮秣几乎维持在挣扎线上，更不用说军械装备，因此这个时候的四川的装备补给主要依靠沿江的下游的江陵和潭州。

　　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不到两百万的人口当中，南宋和蒙古双方各自控制的人口没有具体数字，但基本上除了成都以外，重庆、合州、泸州这些人口较多的州还在南宋手里，所以南宋在东川统治区域内人口占有一定优势。但蒙古却占据成都平原和大片绝好的荒芜农田，因此总体来看，双方基本处于战略平衡。一边人多一点，一边农田多一点，几乎重要的军事物资都得靠外界补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成都子宋蒙开战一来三次经历战火，因此公元1253年开始一直被蒙古占领到崖山之战，南宋未能收复。而且在蒙古最惨烈的一次成都攻城战中，仅成都一城便被屠城150万人口之多（除了成都人口以外，其中还有大量川北逃难的其他各州县难民。而当时的成都是中国为数不多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之一。），而这一数字还不算城外头的。

　　所以成都一战之后，就有人悲凉的形容道：“现在活着的人，都住不满一个城角。”可见当时战争的是多么的惨烈。而广大平原被占领，那么这时候的四川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山地丘陵还在宋军手中，其余像成都这些大城市全部被蒙军占领。这样一来南宋方面在四川的耕地其实非常有限。很多需要消耗大量劳力的后勤物资只能依靠下游的京湖供给。

　　于是公元1254年初，为了切断宋军下游的兵员装备补给策应四川，蒙军随即发起襄樊战役，起兵攻打襄阳、樊城、郢州、随州、鄂州、德安宋军重点驻屯的一线州府，企图拖住宋军在京湖主力，防止宋军调兵入川，阻碍蒙军攻取东川。

　　之前小说中说过，公元1254年的襄阳知府和通判是“高达”和“晋德”，不是吕文德，这一点请读者这们切记，这不是小作杜撰的，确实当时的知府、通判是这两个人，具体背景前面也介绍了，这里不再详述。

　　关于1254年襄樊这一仗，小作查过一些资料并没有详细的过程，宋军驻防的樊城如何失守的也未记录。但最后的结果是“高达率军出柜门关，和蒙军在樊城外决战，最后樊城失守，高达被史权击败与樊城之下，蒙军占领樊城。

　　不过小作从当年的一些气象描述上还是发觉了一些端倪，很可能和樊城失守有一些关联。首先是公元1254年，是十三世纪全球大气环境的一个分水岭，地球在这一年的前后，地球结束了小冰河期，开始进入了“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交叠出现的气候异常时期。大范围、持续性的干旱结束，转而转入大面积洪涝、暴雨，而且这一周期持续还比较加长，一直到南宋崖山之战，洪灾一直宋蒙双方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所以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蒙军轻易攻占樊城，从而引诱宋军在京湖主力来攻，极可能是蒙军乘着连续数月的暴雨，用重型武器轰塌了樊城的城墙。因为相关文献资料都现实，公元1256、1257、1258年襄樊在6~9月都提到了“大雨持续数月”这么情况，而且公元1255四川干旱全面缓解，因此可以初步断定公元1254年襄樊也下过暴雨，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暴雨对城墙的影响小作就不多说了，前面小说中已经详述。只是樊城并不是被洪水冲开的，而极可能是在连续几个月的暴雨后被重型武器持续轰击后塌方的。而且当时的樊城是在旧城遗址上仓促夯筑的，结构不是很好，暴雨加上重武器很可能造成塌方。

　　尽管樊城失守了，但襄阳保住了。而且虽然战败，但当时的宋理宗和朝廷也没有对高达做出惩罚。所以由此推断，当时的南宋以较小的失利换取了战略缓冲时间。

　　这一次的樊城失守小作主要归结为一下两大因素：

　　这第一点就是临阵易帅。

　　因为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吕文德顶替贾似道担任京湖安抚使，而当时的京湖置制大使“李曾伯”又在四川收拾余玠死后怂包“余晦”（余晦和余玠不是两兄弟）的烂摊子。

　　由于高达是孟珙手下第一得利大将，武勇异常可怖，而且韬略了得。而更要命的是高达和余玠他俩认识。两人都在四川作战过，所以这时候让高达继续担任襄阳知府，皇帝宋理宗心里其实非常担心，担心高达心生二志。

　　其实皇帝担心的不是没有道理，接连两棵大树被连根拔掉，这大树庇护下的小树苗能不担心自己不会被连根拔掉吗。所以皇帝宋理宗想他人之所想，决定派遣吕文德前去接人京湖安抚使这一重要职责，节制京湖主帅高达用兵。

　　读者们都知道，这打仗最忌讳的就是临阵易帅，尤其是这仗达到最要命的时候，突然换帅，这是最乱军心的事儿，尤其是当时的主将高达、晋德、王坚、孟之经、艾忠孝这些孟家班的人。

　　需要指出的，纵观宋蒙相争四十多年，南宋在襄樊的防务上犯过两次致命的失误，第一次就是“范用吉”事件，范用吉酒醉破城，导致蒙军不费吹灰之力掠走襄阳一百多年的物质经济财富和超过二十万的人口，南宋经济损失之大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了。

　　而第二个重大失误就是贾似道出任京湖置制使，后平移安抚使，后又被撵走，紧接着吕文德入主京湖。贾似道在京湖主政的时候彻底搞臭了当时两湖的官场，挑起了地方将领和朝廷的直接矛盾。而后来理宗调吕文德入主京湖则就更加铸成大错。

　　吕文德这人之前说过，是卖柴碳的出身，文化水平低。但是他是个很会斤斤计较的人，什么事情都算的很精。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人不张扬，做事算得上内敛，所以一般情况下他的这种性格很难观察到。所以由于性格上的缺陷，其实就注定吕文德这家伙是不能委以重任的。

　　让他当个师长绝得可以，当个副军长还算够格，军长的话代理的还可以，但是说一下子就让吕文德从师长座上军区副司令员，三年后又升级了军区司令，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吕文德的能力就只有师长水平，让他做军政大员，无异于把国家往火坑里推。

　　吕文德是公元1254年农历七月份到任的，这时候正值京湖的雨季，而当时襄樊激战正酣。因为这一战没有太多的历史资料可供参考，小作也就只能推断，一个大致情况。

　　因为史料记载最后的结果是“高达被史权败于樊城之下”，也就是说当时的统兵大将还是高达，而吕文德很可能到任何没有干涉，至于原因前面小说中已经分析这里不再过多解释。由此大概可以推断，吕文德没有去视察襄阳防务，更没有做兵权的交割。原因很简单，吕文德初到赴任，而高达名声在外又正值两军交战，这种情况下脑子正常一点的将领都不会选择临阵易帅。因该说吕文德初到赴任还是显示出了作为名震淮北的大将风范，还没有露出他的另一面。

　　至于樊城失守的第二重要因素就是兵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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