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公田法
郝经被贾似道软禁,不论从中国古代从外交利益,还是近现代外交礼仪来讲,都是一件影响非常恶劣的政治事件。但是,但是,郝经被软禁一事,蒙古方面并没有当即就追究南宋的责任,当然这是有当时客观条件的,那就是忽必烈内外交困。他实在不愿意在开第三条战线,与南宋再次发生全面摩擦,因此便从1262年开始,至1267年,忽必烈连年派人前往南宋询问郝经下落,但就是不明说就是你南宋给扣留了。
当然不直截了当戳穿贾似道的把戏,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们也是有长远考虑的。首先,如果说破了郝经是被扣押软禁的,那就等于要和南宋撕破脸皮,当时候贾似道可以干脆就说“对,就是我扣押的,你能怎么样,有种是再来杀我呀。”当然,历史上贾似道没这种胆量,面对蒙古方面的多次交涉,贾似道都是以不知道郝经入境南宋为由,拒绝调查。因此面对已经两线作战的困境,忽必烈选择暂时冷处理,但是又不放弃追究,这样就能为讨伐南宋找到了一个口实。这个口实比讨债正大光明多了,而且绝对是正义之举。
其次,这时候的忽必烈刚刚登上汗位,却面临弟弟阿里不哥的夺权,和山东李璮的叛乱,而同时自己继承的蒙古帝国,这时候已经是千疮百孔。由于蒙哥从1251年开始,在夺过可汗贵由权力之后,不采取休养生息积攒国力的政策,反而再开战端。先后南征大理,西讨波斯、阿拉伯帝国,同时又与南宋在长达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接连开辟了六个战场,创造了人类史上横战区跨度最长,耗时最多的一次战略大决战。从公元1251年南征大理开始,至公元1259年蒙哥死,时间跨度近八年,动员的士卒过百万,在十三世纪的中国,这种超烈度的战争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同时对后方经济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破坏。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接手了这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却不得还得面对再一次卷入腹背受敌的战略恶势,因此争取时间调整国内矛盾,整合国家经济,同时还要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国家运行,所以这个时候与南宋的和平是弥足珍贵的。尽管忽必烈心知肚明,贾似道是不可能兑现当时割让两淮、称臣纳贡划江而治的许诺,但只要保持暂时的和平,那么边境的贸易就可以重新运营,各种蒙古急缺的物资,就可以通过榷场源源不断的输入蒙古。
于是就在郝经软禁后不久,南宋尽然与蒙古重开了中断近三十年的两国贸易,边境的榷场一时间欣欣向荣马队成群,人口迅速增加,一度让南宋方面认为华夏危机从此结束了,南宋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短暂的和平,是真正断送南宋王朝的那一根稻草。忽必烈与南宋修好之际,正是南宋内部大清洗的**,之前说道公元1262年许多南宋仁人志士被贾似道打算法“迫杀”,尤其是四川刘整反宋。因此从长远考虑,即便这时候的忽必烈,没有古阿里不哥和李璮的威胁,也会与南宋保持暂时的和平,因为需要等贾似道把那些个名将都斩尽杀绝的差不多的时候,在动手才是自己最轻松的时候。
有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嘛“当来自外部的压力超过内部威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大家都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同样的道理,如果与南宋再开战端,那么贾似道就不会继续迫害南宋能征惯战的将领,这样就达不到隔山打牛的效果。所以“和平”有时候就是一剂**,不知不觉中就能是你中毒而亡。
从历史最后的结果来看,从公元1259年到1267年蒙古全面攻宋之前,南宋内部处于政治、经济、军事大紊乱,军队失调,经济濒临崩溃,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授衔政治方面,理宗罢权,然后1264年理宗宾天,弱智的宋度宗继位,政权出现更迭和权力真空,于是趁着这个机会贾似道彻底将朝野大臣还了个遍,同时边关守将全都换成了贾家派系。而由于打算法的“战果”,导致这一时期的南宋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有经验的将领不是被杀就是叛逃,因此造成了后期南宋在抵抗元军南下之际,尽然出现了无将可派的局面,同时军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数次超过十万人规模的集团作战,南宋方面都是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可言。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地方,最可怕之处更在于,贾似道继“打算法”之后又推出“公田法”,俗称“公田法”。
这里小作需要得补充一下,南宋王朝,是中国历上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和“战时经济总动员”最长的朝代。没记错的话,南宋共历一百五十年,而这一百五十年整个国家都是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因此当时所有的国家经济建设都是围绕军事作战展开的。
而需要知道的是,南宋比北宋而言,铁产量减少了一般,铜减少了三分之二,煤产出更是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人口北宋最高峰时期,人口近九千万,而南宋初年,则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在此种极端恶劣的经济环境下,南宋硬是顶住了金朝的进攻,当然秦桧杀岳飞很大程度上对当时南宋已经崩溃经济起到了一定补救,否则就算岳飞救回了北宋二帝,也将面临国家经济彻底瓦解的巨大悲惨结局。
因此,当一切经济生产活动与经济挂钩之后,那么就产生了一种经济体制,叫做“战时经济”,同时由于一百五十年中南宋一直处于战争,因此国家同时还要面临“军事总动员”,所以这就催生了一种泡沫,叫做金融衍生平泡沫,而纸币就是为了应付这种金融泡沫诞生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百五十年当中的所有国家债务由于战争的原因一直无法偿还,同时还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么最后破裂是迟早的。
为此南宋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对农民课重税,在正税之外,更加上经制钱、总制钱等杂税。为了调度边境的军粮施行和籴,负担就只有落在一般农民身上了。另外,政府在财政困苦时,为了救急,乱发一种会子纸币的不兑换纸币,造成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腾贵,更加深财政的困难。
面对这种愈形恶化的财政困难,在南宋末期的十三世纪后半叶,贾似道发布了公田法。限制大地主的田土额度,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收买为公田,公田交由佃户(一般的农民)耕作,然后以其佃租作为军粮。
这里解释一下,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允许地主和私人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特殊时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只有两宋的320年是允许这么做的。而限制私人大量兼并土地,封建王朝的初衷就是限制地方豪强的崛起,导致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同时也是为了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样就能在大多数人温饱的情况下,减少不必要的民变个起义。
而贾似道公田法的初衷,是希望达到抑制土地兼并和调度军粮两种目的,同时可以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这种办法虽只实施于浙西路(浙江西部),而且遭到地主的反对,但一直实行到南宋灭亡,还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成果,暂时地支撑了南宋末期的窘迫财政。
但是,实际上公田法强制的均田地的法子,来限制大地主隐瞒偷逃税款,保证军需。然而这个法子把那些儒生大地主们得罪的也非常厉害了。这就导致了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已经跨入大资产阶级,即将成为中国第一代资本家的富商,沦为被朝廷剥削的人。
一群本身剥削老百姓的地主恶绅,最后反而还要被国家剥削,于是这种怒火最后之能发泄大佃户的头上。于是,原本用意很好的公田法,最后却变成了民不聊生的“剥削法案”,领底层的老百姓更加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不得不说,蟋蟀丞相贾似道,每次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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