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1267最后的决战

　　经过积极的战争准备，以及南宋君臣的“战略配合”，公元1267年忽必烈终于感到，征伐南宋的时机到了。于是，其一边遣使前往南宋讨要当年贾似道许诺的“割让两淮，称臣纳贡”的政治承诺，并正式明确要求南宋当局交出被扣押多年的蒙古官员郝经，向南宋兴师问罪。而同时，这一年刘整提出了“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的战略构想，于是忽必烈命随即采纳，并命蒙古大将“阿术”为都元帅，刘整、史天泽、阿里海牙、刘侃（记住，这个横扫中东和巴尔干的汉族将领，也参加了对襄樊的战略围攻）等人随军起兵，攻打襄阳和樊城。

　　而南宋方面，吕文焕被从鄂州调回襄阳，因此这一年的襄阳守将是吕文焕、吕文德兄弟。尽管此事此时吕文焕多次向自己的兄长吕文德如实陈述了蒙古已经实际占领了襄阳周边的战略要津，而且这个时候的吕文德也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错误。根据史料的记载，在晚年的吕文德在最后郁郁而终，于公元1269年死于襄阳，而其弟吕文焕代其职，坚守襄阳。

　　纵观吕文德的一生，“自奋于兵间，周旋三边，大小百战”，论战功，可谓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战绩，在宋朝抵御蒙古侵略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谓是南宋抗蒙的中流砥柱。南宋朝廷对其也极为倚重，“列之于三孤，崇之以两镇”。]降蒙后的刘整曾言道：“南人惟恃一黑炭团。”亦可见其在南宋军方的重要地位。

　　但是，吕文德也有非常腐朽的一面，遭到了人们的批判。根据南宋人刘克庄的记录，理宗淳祐初年，吕文德入京朝见，由赵希静代理统帅他的军队，结果发现吕文德的军队“军无宿储，万口藉藉，愤吕掊克”，赵希静就密参吕文德一本，使吕文德一度受到降职处分。黄震也记载吕文德贪污军饷，将朝廷养兵之赋“入为己有”的情况，他对吕文德的评价也很低，称吕文德是“愚鄙小民，不识字，每佯痴，好无礼士大夫。……甚至初为郡，不肯礼祭先圣，骂其不曾教我识字。……性尤忌切而贪宝。”

　　除了贪污腐败和素质低下以外，吕文德更为人诟病的还有阿重用私人和攀附贾似道，尤其是他大量起用自己的族人和同乡，形成庞大的军事集团，甚至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黄震说：“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亲戚私人”，因此，南宋朝廷不得不在依赖他的同时“忧其跋扈，以为王敦、桓玄复生于今日矣”。但由于当时打算法的迫害，边疆大将皆被杀尽，孟之经、高达剥夺公职贬为庶人之后，在当时的南宋军界之内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制衡吕文德家族，甚至连贾似道也无法控制，因此晚年的理宗基本已经丧失了对国家军权和政权的控制

　　除了大量安插任用亲信之外，吕文德还爱排挤他人，刘整就是遭吕文德阴谋排挤而降蒙的，给南宋造成了重大损失乃至威胁。虽然吕氏军事集团在抵抗蒙古侵略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吕文焕投降以后，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向元朝一方，成为导致南宋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吕文德培植家族军事集团不利于南宋的长远利益。

　　蒙古对襄阳和樊城的战役从1267年打响，当时为了突破蒙古在万山、虎头山、岘山对形成的环形包围，吕文焕于第二年公元1268年的十一月，从襄阳和樊城调集精兵一万五千余人，趁夜色准备强行突破蒙军包围，结果打败。次年1269年三月，南宋将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军作战，又被阿术打败。到了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接着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

　　襄樊被困三年，但这个时候贾似道却还一直对宋度宗封锁消息，甚至有敢说蒙军攻宋的就被贬职也有被借故杀掉的。咸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把督师解围视为当务之急。范文虎致书贾似道，表示自己将兵数万就能解围，但希望不听命于制置司，成功后就能归功于太师。贾似道就让范文虎独领一军，从中制肘。从此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只听命于贾似道，牵制束缚了李庭芝的救援行动。范文虎只肯用献媚效忠，而无意用生命效忠，他在蒙古军队包围圈外围扎营，偶尔截击一下蒙古的的巡逻部队，大部分时间都在欢宴享乐。

　　公元1270年春，吕文焕再次出兵襄阳，攻打万山，蒙军借机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根据小作查到的相关资料显示，这一次范文虎溃败，导致了南宋在京湖地区的十万主力野战军近乎丧失殆尽，有生力量从此当然无存，从而给京湖地区的长期坚持早了极大的恶果。

　　由于宋军大军接连由水陆进犯蒙古位于鹿门山一带的陆路交通和城塞，因此在公元1270年，根据刘整与阿术的建议，忽必烈命刘整在襄阳附近建立水寨，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得命，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以数量优势，弥补了蒙古不习水战的战术上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而这里需要说的是，从公元1267年至1270年蒙古对襄阳形成的战略包围是围而不攻，然后“围点打援。宋蒙最后一次襄阳会战，前后持续七年之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典“围点打援”之战，同时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围点打援战法，在这1267年到1270年的四年当中，蒙古未对襄阳和樊城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是围困，很显然蒙古知道襄阳和樊城兵多粮少，坚持不了多久，所以很早就做好了长期围困的准备。

　　此1270年后，为了严防宋军走水陆向襄阳输入物资，蒙古加固了位于鹿门山、白马山、岘山、虎头山、万山的军事城塞，同时在水面上架起浮桥，两岸设置了大量的火炮和投石机，对南宋的水军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时候的南宋已经很难在从水面对襄阳进行之有效的任何增援。

　　但是这个时候的襄阳已经近乎粮绝，城内已经出现了断粮啃树皮的迹象，为此吕文焕只得再次写信命人潜水出城求救。于是到了1271年，宋将范文虎再次援襄，结果蒙将阿术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至此襄阳的败局已经初见端倪。而期间在救援襄阳这件事上，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由于这个襄阳已经被围数年之久，夏贵、张世杰、范文虎相继救援未果后，所以当时的御史李旺就向宰相贾似道进言起用高达，但贾似道却说：“吾用达，如吕氏何？”而李旺说：“吕氏安，则赵氏危矣！”言下之意就是保住吕氏家族，那么南宋就得亡国。

　　可是不巧的是吕文焕也听到了这个传闻，心里很不爽。他的一个门客献计道：“今朝廷以襄急，故遣达。吾以捷闻，则达必不成遣矣。”吕文焕采用了这个计策，抓获了几个蒙军哨骑后就向朝廷报捷。由于吕文焕害怕高达起兵来救之后，找自己算账，因此就谎称襄阳已经解围，从此，襄阳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后来高达在京湖全面失守之后，最后以京湖置制使的身份在1275年投降了蒙古，而同年孟珙之子孟之经也投向了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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