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决战襄樊 1

　　公元1271年蒙古对襄阳和樊城的包围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同时在这一年，人类历史上面积最广的帝国诞生了。1271年11月，在夺取蒙古大汗权力十多年之后，忽必烈的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时，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下诏说：“顷者耆宿（指子聪等）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忽必烈依据汉族的古代文献《易经》，改建国号为“大元”，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

　　蒙古改号大元，从政治意义上而言，是蒙古继承中国领土和汉地民心合法象征，同时也是一种向天下证明自己是中国唯一正统继承者的宣誓手段。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历史书籍把“大元”称之为“元”，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或者矮化，忽必烈建国的国号就是“大元”，而非单字“元”，所以应该称之为“大元朝”。

　　而诸如此后很多影视剧中为了艺术要求，把明朝和清朝也自称为“大明”、“大清”，这也都是一种谬误。需要正确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国号前加“大”字的只有大元朝。在大元朝所有对外官方文件和信函中的国号一律都是“大元”，而明朝、清朝对外函件统一都是“明、清”。当然并不排除历史上皇帝自称为大清、大明这一情况，但是任何外交文书的国号前，都是不加“大”字，唯有“大元朝”才“大元”二字才是国号。

　　忽必烈最初建都“开平”，成为称汗建国的基地。但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已将中原地区作为他的立国基础，开平显然不适于作为国家的都城。于是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后，1272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

　　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北京市）。大都代替哈拉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

　　元帝国的建立从政治意义而言，无疑对当时的南宋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打击。由于前期打算法的迫害，因此导致了大量宋将的投向，而蒙古建都中原，无疑加剧了对南方汉人人心的分裂。同年建国大元之后。忽必烈决定，对困守襄阳和樊城的宋军采取最后总攻，同时，对将领进行了调整。

　　此时负责指挥围困樊城和襄阳的元朝都元帅是蒙古人“阿术”，以及南宋叛将“刘整”和蒙古将领阿里海牙。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阿术。

　　阿术元初大将，蒙古兀良部人，是蒙古蒙将速不台之孙，兀良合台之子，可谓祖孙三代都是职业元帅。蒙哥时期，阿术从其父兀良合台征西南夷，平大理，克诸部，降交趾，一路所向披靡。中统三年(1262)，拜出、帖哥征伐李璮有功阿术随军征讨，以宿卫将军升为征南都元帅，从此阿术进入到了元朝高级将领的序列。

　　公元1267，蒙古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采取刘整之建策后，开始把攻宋的主要目标转向汉水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宋元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在此展开了长达七年的争夺战。阿术当时作为襄阳之战的元军总指挥主持了对该城进攻的全过程。当年八月。阿术“观兵襄阳”，驻马虎头山侦察其周围地形及宋军的布防情况。他带领一支精骑“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退兵时避开宋军的拦截，在中心岭“立虚寨，设疑火”步步疑兵，设下埋伏，一次歼敌万余。

　　在彻底封锁襄阳之后，阿术通过刘整得知，孟珙、李曾伯、高达时期襄阳城进行非常完备的城防建设，可为城坚池深，非强攻可下。但是呢强攻也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襄阳三面环水，其中东门和南门的护城河是自然形成的，宽大近两百米，军队几乎无从渡过，填壕就更是天方夜谭。而西门，自古就一条很窄的陆路，从哪里攻城无异于自寻死路徒增伤亡，

　　于是再三熟虑之后，阿术决定采取长期围困之策，“俟其自毙”，也就是活活饿死襄阳和樊城的军民。于是从公元1268年起，在阿术要求下，世祖忽必烈不断增兵襄阳，尤其是增添善于攻山寨、水栅的汉军。为适应水战，阿术奏请造舰数千艘，练水军数万人。这不但加强了元军对汉江的控制，而且为后来南下渡长江灭宋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与此同时，阿术指挥元军环绕襄阳修筑长围，陆续建造了白河口、鹿门、新城、楚山、百丈、漫河滩等城堡。甚至“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有效地切断了宋军的水陆援道，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从现代理念上来理解，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在湍流的汉江水中建立台墩，这即便是在当今机械化极高的情况下，依然都是一见非常困难的浩大工程，而在宋末元初，的元朝就已经在汉江水面密布这种台墩来阻止宋军水军北上，在今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在陆续完成了对襄阳水陆的控扼之后，宋元军队主力在襄阳水域多次大战，结果南宋数次兵败，伤亡异常惨重。而根据小作了解到的资料来看，当时元军在襄阳地区的兵力大概七八万左右，而整个襄阳被困的七年当中，南宋方面先后派出了十五万人次的援军北上增援，其中范文虎的一次增援一下折损了近十万京湖主力军队，而后范文虎两次再援，皆惨败。由此看出范文虎一人就葬送了宋军主力十一二万，至于后来夏贵、张世杰兵败，纯属是兵力不济的问题。

　　因为根据小作的观察，夏贵、张世杰虽然说不上名将，但也都不是泛泛之辈，在南宋军界也算得上资历深厚的将领。所以夏贵和张世杰的救援失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当时京湖主力损失殆尽造成的异常被动局面。由于早期襄阳被围，而南宋方面的主力又损失殆尽，因此南宋也就失去了在京湖一代集结重兵团与元军决战的能力。但是襄阳又不能不救，于是范文虎之后的南宋对襄阳的救援每次就像添油加醋一样，一次几千、一次几千，面对数万的元朝军队，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不够塞牙缝的。

　　所以其后几年，元军主要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略战术。所谓围点打援，就围而不打，专门半路截击敌军增援部队的一种战术。当然，这里得有个前提，那就是救援对象必须是有非得救不可的价值，像襄阳，南宋就非得救不可。

　　而通过长期战斗，阿术大量消耗了南宋在京湖地区的有生力量，同时也给援军建立水军和整合军力争取了大量时间，并通过打击南宋援军，达到了孤立襄阳，置之于死地的目的。这期间阿术还多次组织元军袭击襄阳外围州郡，掠地至复州、德安、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不得不说阿术集其祖父速不台、父亲兀良合台的指挥艺术于一身，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围点打援之战。

　　如果说阿术是兀良合台智将勇将转型后，专注开始做智将的话，那么与其随军同征的蒙古人阿里海牙的变化就更大了。阿里海牙，畏兀儿人。父阿散合彻，是个中亚的农民。阿里海牙聪敏善辩，立志建功立业，遂从小弃耕就学，习畏兀儿书。后投蒙古大将不怜吉带麾下，不怜吉带使教其子忽鲁不花畏兀儿字，又推荐给当时的宗王忽必烈，成为王府宿卫士。1258年，从忽必烈攻宋，在进攻鄂州时奋勇先登，为流矢所伤，因功受赏。

　　公元1267年，阿里海牙转同签河南行省事，时立元帅府领兵攻宋襄阳，别置行省掌签军、屯田、供饷诸事，主要负责阿术军团在襄阳的后勤补给。次年，以驸马忽剌出、左丞相史天泽出任行省平章，统筹攻宋事宜，阿里海牙专责入奏军机。第二年又授参知行省事。公元1270年兼汉军都元帅，与刘整共掌汉军，配合蒙古军都元帅阿术攻襄、樊，破樊城外郭，筑重围困之。

　　到了襄樊决战的后期，阿里海牙迫使吕文焕出城投降，同时在未折一兵一将的情况下再迫江陵出城投降，到此阿里海牙的威名，几乎已经和阿术齐名。

　　由于公元1267年到1270年蒙古围而不打襄阳的策略，几乎耗尽南宋的有生力量，因此这一年开始蒙军从战略防御开始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同时忽必烈也向前线派出了后来名震南宋的右丞相“伯颜”，南宋称之为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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